在冰岛的一片荒凉郊外，数排巨型风扇同时启动，发出流水般的响声。

(资料图片)

这些不是普通的风扇。当扇叶在户外搅动着空气，整套装置可以直接从空气中捕集二氧化碳——空气会被吸入到特制的收集箱，其中的二氧化碳与固体吸附剂反应后留存下来，剩余气体将被再次送回到空气中。

这项技术，被直观命名为“二氧化碳直接空气捕集”（Direct Air Capture，DAC）。位于冰岛的这座捕碳工厂，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DAC工厂，每年最多能够捕集4000吨二氧化碳。

在CCUS（碳捕集、利用与封存）领域，根据二氧化碳来源不同，主要分为两种路径：碳捕集与封存（CCS）和直接空气捕集（DAC）。前者也被称为“烟气捕集”，即从工业废气中捕碳，目前技术成熟度更高；后者顾名思义，二氧化碳源于自然空气，是新一代碳捕集技术。

大量热钱正涌向DAC。当地时间8月11日，美国能源部宣布投入12亿美元，用于补贴两个本土DAC项目。随后不到一周时间，巴菲特投资的西方石油公司对外宣布，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拿大DAC公司Carbon Engineering。

两笔大额资本加持，一下子将DAC技术从幕后带到聚光灯下。直接从空气里捕碳，听上去充满科幻色彩，极具颠覆性和话题性——更多人关注到DAC的价值，争议也相伴而来。

政企加码买单，DAC魅力何在？

碳中和好比一座天平，两端分别是碳源（碳排放）和碳汇（碳去除），寻求正负抵消。人们大多在碳源一端下功夫，通过清洁能源转型和节能技术等途径，减少碳排放。

但这远远不够。按照IPCC的说法，如果没有碳去除，将难以达成《巴黎协定》1.5摄氏度温控的气候目标。

解决气候问题，不能将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根据国际能源署去年发布的《直接空气碳捕集2022》报告，全球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，到2030年需从空气中捕集超过8500万吨二氧化碳，到2050年需捕集近10亿吨二氧化碳。

也就是说，在无法完全放弃化石能源、一时做不到零碳排的客观现实下，DAC在碳中和技术的组合方案中不可或缺——尽管谈不上是主角，但也有不少关键戏份。这推动了DAC负碳技术在全球范围热度走高。

美国政府斥资12亿美元投向DAC，正是看中了项目带来的碳去除收益。按照美国官方说法，一旦这两个项目投入运行，预计每年可以从空气中清除超过200万吨二氧化碳，相当于减少道路上近50万辆燃油车的碳排放量。

美国政府押注DAC的力度不止如此。他们计划未来再投建两个DAC中心，四个项目总投资35亿美元。官方称这些项目建成后，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到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。

据国际能源署统计，2020年到2022年，各国政府承诺提供近40亿美元资金，专门用于DAC项目开发和部署。目前，全球已有超过20个DAC项目已经建成或在建中，加拿大、美国、欧洲都是DAC项目商业化部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。

资本市场和大企业们也看中了DAC的减碳潜力。冰岛这座DAC工厂背后的企业，名为Climeworks，是碳捕集赛道上的明星公司，曾在去年一举拿下6.5亿美元的融资。

尽管Climeworks还只是一家初创公司，但它拥有一份“巨星云集”的客户名单。微软、施华洛世奇、Shopify、普华永道……不同行业的知名企业，都与Climeworks签订了碳去除购买协议，希望借此抵消自己的碳排放，兑现气候承诺。

DAC赛道上的另一家代表性公司是Carbon Engineering，过去几年一直与西方石油公司合作，为其石油项目提供捕碳技术支持。另外，包括空客、法航荷航在内的航空业，是Carbon Engineering的主要客户群体，航空公司们希望购买DAC项目的碳信用来实现脱碳目标。

从CCUS的“U”，即碳利用的视角来看，DAC的应用价值则更有想象空间。

从空气中捕集到的二氧化碳，除了应用在石油行业驱油场景，还可以用于制造生产合成燃料、塑料、甲醇、混凝土等各类产品，提高产品的“含绿量”，帮助企业实现绿色目标。例如保时捷近日宣布，将DAC看作是能源提取的重要新兴技术，考虑将DAC设施整合到其位于智利的eFuels试点工厂中，未来使用的合成燃料来自空气中捕集的二氧化碳。

将视角转向国内，DAC在中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，国内正加速推进DAC技术创新和工程化落地。

在8月22日举办的“第一届DAC技术研讨会”上，浙江大学教授王涛介绍，浙江、上海、山西等地方“双碳”实施方案中，明确提出加强DAC技术研发。此外，中石油、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、华能集团等能源企业已经纷纷部署DAC技术与样机开发。

定义“碳价天花板”，成也价格，败也价格

与许多新兴技术一样，DAC的技术故事听起来性感，商业化之路却走得磕磕绊绊。

成本昂贵，是阻碍DAC商业可行性的一项“原罪”。受限于高额成本，CCUS技术一直“叫好不叫座”，尚未真正实现大规模商业化。在本就昂贵的CCUS领域，DAC是“贵上加贵”。

二氧化碳浓度直接影响着捕集成本，浓度越高成本越低。自然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烟气稀薄得多，捕集环境更不可控。这使得DAC不仅技术本身难度高，捕集材料投入和能源需求也更大，多重因素堆高了整体成本——DAC有“碳价天花板”之称。

即使是走在行业前列的公司Climeworks，直接从空气中捕碳的成本也高达每吨600至800美元。在王涛看来，新兴技术与规模化的螺旋上升，可以促进DAC成本大幅下降。

成本下降程度，是DAC走向商业化落地的关键拐点。根据波士顿咨询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，DAC的成本需要至少下降75%，才具备商业化可能。在美国，叠加政策补贴因素，每吨200美元的价格已经具备市场竞争力。多位业内学者认为，当DAC的价格降低到每吨100美元以下，将会是一个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价格。

成本固然是DAC走向市场的一块短板，硬币的另一面，它也刺激着技术创新——所谓“碳价天花板”，决定着未来自愿碳市场价格的制高点，谁有能力率先突破降本路线，将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定义碳交易价格的主动权，用价格优势吸引更多的企业客户。

事实上，有关DAC的争议，不只是在成本层面。从空气中直接捕碳所需要的高能耗、捕集效率，都是外界质疑的焦点，还有人担心它会成为高碳排行业的庇护。这些挑战都是DAC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必答题。

技术性感，需求明朗，但DAC想真正释放商业价值，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。至于这段路程究竟有多长，取决于技术、政策和市场的合力。

（图片来源：veer图库）